唐代金银器，把文化中的不同以一种新的创造揉合在一起，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的绚丽瑰宝。

图1 双狮纹金药铛-唐

  从古至今，黄金与白银以生活器皿、观赏陈列、货币等多种形式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人类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银器的社会作用除了基本的实用意义外，体现在其特殊价值产生的社会功能。虽然早在商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但是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唐代以前的金银器皿，仅有几十件。到了唐代，其数量猛然增至几千件之多，且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唐代国泰民安，人民生活富足，相对追求自由，加之丝绸之路的通畅，都使得金银器在唐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中国金银器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

  宗教、方术的精神寄托之物

  金银是佛教七宝之一，以七宝供养佛、装饰佛像与佛塔，可以带来各种功德。金代表健康，佛教菩萨铸金身，表示“金身护体，百病不侵”，有健康长寿之意；银同样代表健康长寿，银还是避邪之物，代表着“佛祖”的光芒。在唐代，佛教活动中使用金银器制品的数量达到了高峰。1987年4月3日，经陕西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尘封地下1113年的陕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重现人间，数千件唐王朝宫廷奉品簇拥着佛指舍利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这批文物包括举世仅存的佛教最高圣物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和等级最高、层数最多、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还有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组）金银器。这些文物中由唐懿宗、唐僖宗父子皇帝亲自供奉的金银器达百件之多，有圆形盒、方形函、棺椁等。八重宝函乃唐懿宗赐赠金银器（如图2），是供奉佛祖释加牟尼真身佛指舍利的一套盒函（最外面的檀香木盒子当年打开地宫的时候已经腐烂，无法提取），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图2 八重宝函-唐

  西汉时期神仙方术思想盛行，这个时期，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仙，长生不老。炼金士李少君告诉汉武帝饮用由金银器皿盛放的水，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此外我们从汉代的金银器上就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神仙羽人、奇禽异兽的图案，或者直接刻有“千秋万岁”的铭文。到唐代，金银器可延年益寿的理论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求索、占有大量的金银器皿成为了帝王及贵族们的共同心愿。唐代服食金丹的风气比秦汉更加浓厚，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器中就发现了用来盛放丹药的金银盒及炼制丹药的金药铛（图3）。

图3 双狮纹金药铛背面-唐

  彰显身份、阶级、地位

  同玉器一样，在古代，金银器并非人人都能拥有、使用。《唐律疏议》舍宅与服器物条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对金银器物的使用规定，反映出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只有尊贵的高级贵族才有资格使用，才能以金银为食器延年益寿，这种严格的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用金银器成为人们等级身份的标志。

  按形状和用途分类，唐代金银器可分为：杯、盘、碗、盒、壶、瓶、炉、香囊（图4）、铛、锅、豆、匜、盆、茶托、茶碾子、盐台、笼子、香宝子、羹碗子、波罗子、蒲篮、温器、龟形盒、支架、器盖、棺、椁、塔等，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可谓应有尽有。贵族们对金银器物狂热的追求，也使得对金银的提炼、加工技艺得到快速的发展，突破了由皇室和中央官府控制的局面，允许地方官府甚至私人制作金银器，再通过赋税、宣索和进奉的方式收缴。于是，出现了皇室、中央官府作坊、地方官府作坊、私人作坊并存的景象，由此唐代金银器才得以呈现空前繁荣、百花齐放的景象，为后世金银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图4 闭合和打开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唐

  进奉、拉拢的重要手段

  唐玄宗时期进奉之风开始兴盛并愈演愈烈，发展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为了平息叛乱，需要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统治者的贪欲和享受欲，加剧了进奉风气的蔓延。每逢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员都要贡献财物，称为“四节进奉”。此外还有“助军”、“贺礼”、“助赏”等进奉名义，发展至后期，甚至有“月进”、“日进”之说。《资治通鉴》记载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事件：“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仅仅是一次生日，皇帝就获得如此大量的礼品。

  各种五花八门的进奉，由上至下，层层搜刮，为了获取进奉之物 , 各地官吏无所不用其极，竞相攀比，器物越做越大，制作越来越精美，金银器的大量使用和进奉之风盛行。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使者

  汉代通西域后，外来文化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到唐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开始淡薄，创造出“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称自己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排外心理。开放的政治与贸易环境，使得大量外来文化涌入中国。金银器作为外来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唐文化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唐代各种外来文物中，金银器是发现最多、表现外来文化影响最为清晰的文物类别。从加工技艺、器物的造型形态至纹样装饰均反映出了西方文化影响，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4]。双狮纹银碗（图5），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是受波斯萨珊银器的影响，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外来文化的启迪，使得人们放弃了对许多传统的恪守，以更宽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文化，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创造新的文化。

图5 鎏金双狮纹银碗-唐

  鎏金双狮纹银碗细节唐

  在唐代，以金银器物为载体，把文化中的不同以一种新的创造揉合在一起，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促进了时代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的绚丽瑰宝，为后世对唐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1-267

  [2] 资治通鉴[M]，卷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元年条，中华书局，1982，7192

  [3] 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J]，考古学报，1994，174-190

  [4]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M] ，中华书局，2006，11-113

  文自中国宝石杂志

（文章转自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